国是访问｜一些GDP规模大的城市为何不是“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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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访问｜一些GDP规模大的城市为何不是“强城”？

2023-08-23 19:12:33 来源：国是直通车

候雨彤制图

文/刘育英

大的城市不一定强，小的城市如果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也不一定弱。

(资料图片)

在大多以GDP排名论城市强弱的今天，近日出版的《强城时代》一书以一系列数据和指数评价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和活力。该评价传递出一种新的理念：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反映在单个城市的资源有效利用，而且反映在不同城市之间形成的相互分工、优势互补的格局上。

近日，《强城时代》作者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谈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版图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减速了吗？

国是直通车：有观点认为中国现在城镇化处于全面减速新时期，甚至认为城市化进程已终结，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陆铭：这个观点我是不认同的。首先从数据上来讲，中国城镇化的速度没有减缓，这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来。这十年间，城市化的速度，从统计上来讲还略有加快。

其次还要看到，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尤其在户籍制度、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应等方面还有制度制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还存在。如果政策措施得当，能够释放这些空间，通过供给侧改革弥补短板，释放城镇化潜力，那么中国的城镇化不会出现减速现象。这是和其他发达国家历史不一样的。

国是直通车：您多次呼吁为城市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陆铭：为外来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最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共赢的政策。从个体角度来讲，通过这样的改革，能够在流动的过程中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有利于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改善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趋势性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时代背景下，既改善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又是推动经济发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动力来源。

除了上面的经济效果外，在社会层面，如果能够顺利地推行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还有助于消除传统体制之下、尤其是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市内部不同居民间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均等现状。

一些GDP高的城市为何不是“强城”？

国是直通车：《强城时代》一书推出了“大城强城指数”。但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城市的GDP与其大城强城指数排名出现差异。如重庆GDP排第5，大城强城指数仅列41位。GDP排名14的无锡，大城强城指数排第6。GDP排名25的常州，大城强城指数排第10。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排名？怎样才算“强城”？

陆铭：首先要说明，对于书中具体排名不要过于纠结，因为部分排名是根据现有的一些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读者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在强城指数当中所传递的一些理念。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宪老师在编制强城指数的时候，核心的想法是：看一个城市强或者不强，不能只看总量。中国已经过了靠总量扩张来推动城市发展的时代。一些地方拼命扩张自己的城市建设面积，加大投资，但是投资的效率不高，体量大了，但效率不高，这并不能说明这个城市很强。

反之，一些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没有那么大，但在资源利用效率、创新、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却表现不俗。那么这样的城市虽然不大，但是效率指标却是给它加分的。

国是直通车：这些指标具体传递出哪些理念？

陆铭：这个指数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扭转传统观念，不要再继续盲目增加投资和扩张土地，盲目做大城市面积，而是要注重城市发展的效率和质量。除了受到传统体制约束的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可能还有继续扩张的余地之外，更多城市在未来应该更加重视一些效率指标，比如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等，这有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

再比如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这些指标是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总之，这些效率指标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国是直通车：如何看待城市间的发展与平衡问题？

陆铭：关于发展和平衡的关系，是我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持续呼吁要转变的观念。现代经济在空间上集中程度越来越高，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开，这是现代经济的集聚效应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全世界都是这样。

而平衡，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各个地区之间的总量规模，要缩小各地间的规模差异，那么就跟现代经济天然的集聚经济的趋势是有矛盾的。因此，最关键的观念转变就是要把地区之间的平衡与发展理解为人均指标的差距缩小。人均指标通常是指三个，分别是人均GDP、实际人均收入、生活质量。

总体来讲，这些指标差距在中国都处在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从趋势来看，再过大约20年到30年，能够让中国地区之间人均GDP差距，缩小到可比的一些比较大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状态。

北方城市为何落后了？

国是直通车：“城市资本活力”排前10名的，除了北京，其他都是南方城市。您认为应如何提升北方城市的资本活力？

陆铭：我认为需要从先天条件和后天条件两个角度去讨论问题。

从后天因素看，大家比较普遍认同的是，南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在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的友好程度、产权保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做得比较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政商关系，也比较有利于民营企业投资。整体上来讲，这些地区的产业链完整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人力资源积累等也比较好。

但是有一些问题在既有讨论里讲得比较少，主要是地理条件。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北方城市是有优势的，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北方城市的人均GDP仍然是南方城市的1.5倍左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缩小到1。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全球化、市场化的道路。国际贸易是借助于海运来实现的。北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条件缺失，就是缺乏内河航运和沿海港口的配合。从沿海港口角度来讲，一些东北的港口冬天会结冰，航运条件相对来说差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有港口，北方缺乏像南方那样大江大河的内河航运配合。

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加深，北方整体上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面向出口的制造业条件相对来说不如南方。这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曾经东北、华北这些省份能够比较辉煌，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被南方赶超。前面所讲的那些体制、观念、文化等因素，都很难解释南北差距的变化。

因此，北方城市要做的事情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北方相对来说自然地理条件上的劣势，更加注重人均指标。北方的一些城市经济总量排名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但是人均指标没有那么差。

另一方面，在自然地理条件相对来说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北方更加应该努力实现对后天发展条件的优化。但略有遗憾的是，我也同意社会各界的观察，北方城市在制度、文化、营商环境、私有产权保护等方面也的确做得不够，所以应该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巨大的进步，才能够使得北方经济重振雄风。

国是直通车：像鹤岗这样曾经的资源型城市，或淄博这样曾经的工业城市，未来要如何发展？

陆铭：有一些地理比较偏远的资源型的城市，人口现在出现负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用人均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话，如果一个地方的资源枯竭了，那么人口的减少反而有利于人均资源的数量提高。如果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后，有很多人在那里，那么带来的反而是缺少就业机会，人均收入无法提高。

一些工业城市如何发展，关键是要看自己的自身条件。有的工业城市依赖于资源条件，那么继续依赖资源条件。有些工业城市的地理位置比较靠近沿海，那么这些地方更有加入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全产业链的优势。有一些工业城市是在承担一些国家战略性的产业职能，那么就服从于整个国家的战略性的安排。

每一种工业城市都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地理位置、资源等来找到适合自己的产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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