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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鄂权:长沙吴简为何对东亚文化圈具特别吸引力?

来源:中国新闻网

长沙吴简为何对东亚文化圈具特别吸引力?

——专访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李鄂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古井中出土的10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一直受到海内外关注。该批简牍为吴国孙权时期长沙郡及所属县(侯国)的文书档案,是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献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为研究、保护这批发现于1996年的简牍,湖南省专门建设了长沙简牍博物馆。现在这些简牍的整理、研究情况如何?为何对东亚文化圈极具吸引力?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李鄂权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走马楼吴简涉及哪些内容?为何会在长沙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吴简?

李鄂权:走马楼J22号古井中出土的10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包括木简、竹简、木牍、签牌和封检等,其内容可大致分为经济文书、司法文书、民籍、账簿及名刺等类,涉及三国孙吴黄武元年至嘉禾六年间(约公元222年至237年)长沙郡临湘县(今长沙)的乡里丘行政区划、赋税租调、吏民户籍、田亩制度、司法审判、军事调度等,完整、准确、集中地反映了三国时期孙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百姓生活等社会基本面貌。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继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在古代文献资料出土方面又一次重大发现。简牍出土数量超过此前全国已出土古代简牍的总和。此后,在中国南方,尤其是湖南地区古代官署内外的古井中,又陆续发现了许多简牍。

大量吴简集中填埋、一次性弃置于井中应属有意为之。废弃后的古井常被用作倾倒垃圾、填埋废弃物的地方。据史书记载,每隔一定时期,政府都要对人口进行重新登记造册、分配土地。新的文档出来,旧的文档就要进行废弃处理,但旧文档不能随意丢弃,必须做到“到期失效,慎重处置”。那么,将其掩埋于废弃的井窖之中是最好的处置办法。

中新社记者:在走马楼吴简中能找到哪些“熟人”“熟事”?从这些简牍中,我们可了解到怎样的三国历史?

李鄂权:吴简中,能清晰辨认出姓名并与《三国志·吴书》中的记载相对应的,有“长沙桓王孙策”“太常潘濬”“临湘侯步骘”“镇南将军吕岱”“中书校事吕壹”等。

吴简也可让我们,一窥三国时期长沙郡临湘县的政府运转情况及百姓生活状况。其中,有大量以户为单位,记载着当时人们的姓名、性别、年龄的名籍,他们并非是正史列传中出现的著名人物,而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这些原始资料比起传世文献,更接近当时的社会原貌。

还有被称为“嘉禾吏民田家莂”的木片。它们长约50厘米、宽2.6至5.5厘米不等,是记录租种土地缴纳田赋的木牍。记载了孙吴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须向官府缴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

此外,吴简中还记载了买铁器需登记、人口可以买卖、流行疾病等内容。这些看似是具体日常的琐碎文字,为我们了解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信息内涵。

中新社记者:随着简帛资料的不断发现,简帛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走马楼吴简的整理、研究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鄂权:从这批吴简出土时起,工作人员经过多年艰辛细致的整理,已完成10万余枚简牍清洗揭剥工作,其中有字简近8万枚,无字简牍2万余枚;绘制吴简揭剥平面图6大册,工作笔记30余本、达100余万字,为学界对吴简的复原研究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吴简的整理出版是吴简保护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长沙简牍博物馆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合作,邀请胡平生、李均明、王素、罗新、邬文玲等专家开展整理研究工作。

在吴简的整理释读过程中,专家们会对简牍的拼接、编连的顺序等进行调整,有的断简可能会拼成一支;有的简牍可能被编入另外的简册。这时,它们除了出土编号外,又有了一个出版编号。在重新编号和出版过程中,我们统计到长沙吴简中有字的竹简共73678枚,大木简2194枚,竹木牍、签牌375枚,总计76247枚。

近年来,这些研究成果被陆续整理出版。目前,长沙简牍博物馆已出版吴简图书10卷、29册,近8万幅图版,达200万字。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玖)2021年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是出土文献类图书首次获该荣誉。

中新社记者:长沙吴简吸引了韩国、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它对东亚文化圈为何具有如此特别的吸引力?

李鄂权:作为汉字的载体,二十世纪以来,简牍在中国、韩国、日本均有出土。从出土简牍的年代来看,中国简牍年代最早,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韩国简牍其次,为公元6世纪到8世纪;日本简牍最晚,为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对中日韩三国简牍进行系统认识,探讨三国简牍间的关系和谱系,缕析它们的文化共性和特性,对理解古代东亚国家的形成、汉字文化的传播与本土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文化和以汉字为表达手段的儒家思想,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便成为中日韩三国共同的文化要素,也成为东亚简牍文化的象征。近年来,东亚各国先后出土了许多记载东亚地区文化传播情况的汉字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简牍资料。

例如,中日韩三国均出土了《论语》木简。韩国出土的《论语》书写在一种多面体木简——“觚”上;中国虽没有发现“觚”上书写的《论语》木简,但西北边境地区发现了大量用觚书写的汉代木牍;日本则出土了书写有《千字文》的觚。由此可推断,朝鲜半岛的文字文化受到中国汉代书写方式的影响,后来又将其传播到日本。

简牍研究是构建东亚古代历史新认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之一。虽然中日韩三国出土简牍有地域和时代差别,但将其置于整个东亚文化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才可能描摹出三个国家文化的谱系和各自特色。

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以后,引起了日、韩等国学术界密切关注。东京成立了吴简研究会,并定期有吴简研究专辑出版。日本东京大学,韩国汉城大学、庆北大学的学者定期来长沙观摩简牍,交流研究心得。目前国内外共出版吴简研究专著和论集30余部,发表研究论文700余篇。在长沙召开了三次国际简牍学术会议,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长沙被誉为“东亚文化之都”,我们有理由利用好这个平台,将简牍这一具有特殊吸引力的文化遗产资源,在中日韩学术研究、文物展览和书法艺术创新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受访者简介:

李鄂权,文博研究馆员,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长沙简牍研究会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考古与遗址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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