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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精选:专访|田耳:文学或有江湖,写作难以停歇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罗昕实习生周洋帆


(资料图)

租书的小店、五花八门的封面、深夜被窝里的手电、被谁撕掉的那几页……有关武侠小说的一切总在田耳的记忆里闪现。事实上,这位“70后”小说家的年少阅读乃至最初的小说创作,都与武侠有关。

继《洞中人》之后,田耳在最新长篇小说《秘要》里又一次写到了曾惊艳青春的武侠小说,以及当年地下出版界盗版、私印、换皮、更名的“盛况”,以此追溯一个汇聚了“影子写手”、私人印刷、收藏拍卖的武侠黑书江湖。“我一直相信,武侠小说就是中国人华语文学阅读的最大公约数。”对田耳而言,《秘要》也是他迄今写得最肆意,最“放飞自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首发于《收获》2021年第6期,不久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有意思的是,从县城青年到“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得主”,田耳一路以来的文学创作也可以被看成一个“修炼自我”“打怪升级”的过程。他二十出头写出小说《衣钵》,等了六年才遇上“伯乐”,这六年里他养过斗鸡、卖过空调,在一家小报当过编辑,也在一家派出所写过宣传材料。他要求也低,只要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写作时就有发自内心的快感,他甚至想过,如果突然获得了世俗上的成功,比如中了彩票,接下来要做什么?答案是——还是要写。

而今十多年过去了,田耳依然在写,同时在大学教学生写作。他羡慕现在的学生们,比当年的他有了更好的学习和发表机会,但在一番思索后,他还是庆幸自己有过一段默默无闻的写作时光,那时无人知晓,也无人打扰。

“现在你有点名气了,想做个采访,马上就有几个宣传干事陪着,那还能看到真正的东西吗?所以一切都是福祸相依。”他说,“我害怕别的事情干扰我的写作,改变我的命运和状态。”

如果文学也有江湖,田耳的基本江湖目标就是:一直写下去。如果还有所追求,他希望自己的小说是好看的,是受读者喜欢的,就像当年的金庸,曾让他那么震撼。

田耳

【对话】

阅读就像练秘籍,需要“付出”

澎湃新闻:《秘要》有关武侠,我们就从你和武侠小说的缘分聊起吧。

田耳:我从小学开始看武侠,当时家里有套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的《射雕英雄传》,一套三本,绿色封面,十六开。我外公、我爸平时也不咋看书,但他们把这套书看完了,我就知道肯定好看。我当时十来岁这样,有一天也悄悄拿过来看,结果看完有半个月情绪完全陷在故事里,回不过来。这么说吧,那不光是上瘾,还有中毒的感觉,自己也想仗剑天涯。

《射雕英雄传》是我看过最早的一部,它不仅是好看,还有新鲜感,你完全不知道武侠小说能带来这样的快感。后来我把金庸和古龙的所有武侠小说都看掉了,我爸还喜欢梁羽生,但梁羽生的书我看开头还行,往下看总有些泄劲。

澎湃新闻:家人会不会觉得你不务正业?

田耳:我爸就不太支持,他学理工,自己喜欢看武侠但又觉得这不是正经事。当时(八九十年代)小书店租书大约一天两毛,一个月包月五块,也是不小的开支,所以看得越多越划算。我是白天上课看,晚上放学后还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我记得一对电池大概只能看七八十页,看到五六十页的时候,手电筒的光线就开始变弱了,所以,那时候的理想就是手电筒的光彻夜明亮。每次看完小说,我都怀疑一旦掀开被子,会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田耳收藏的“武侠黑书”

澎湃新闻:看着看着自己也手痒了?

田耳:当时不光我写,好多同学——不管成绩好不好、作文写得怎么样,都在写。武侠小说就是我们当年最大的娱乐,还有些人会凑在一块合写,但我一直是自己写自己的。

上了初中,我比较宅,周末和节假日哪也不去,就躲在家里写武侠小说。我当时以为武侠小说就是文学,而且是最高级的文学,要不然怎么让人这么上瘾?后来我爸把我写的东西拿给一个杂志社的主编看,问能不能发表,主编说发不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去买两本文学期刊看看,我买来一看才知道原来武侠小说只是好看,但是文学期刊不认。文学期刊发表的是另一种小说,跟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

澎湃新闻:这些武侠小说是你最早的小说作品吗?

田耳:绝对是,最起码它就是我的写作练笔。而且据我所知,我们很多作家,比如广西的鬼子、朱山坡都写过武侠,其他有的也不承认,因为不少人会觉得武侠小说好像艺术性不高,就是一个通俗作品。作家嘛也经常“悔其少作”,但我觉得看武侠和写武侠帮助我学会怎么样讲故事。

澎湃新闻:有一点像现在说的网络小说。你会不会认为武侠小说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

田耳:我想它既然能得到那么大的阅读量,它的价值就不可能被低估。不过娱乐性和文学价值还是有区别的,它的娱乐性再高,文学价值还是相对单薄,不是说“好看的小说”就是“最好的小说”。我现在写的是所谓的严肃文学,但我最大的阅读快感还是武侠小说带来的。不过这种快感也有时效性,我后来再去看武侠,看不了了。

澎湃新闻:“后来再看”是指什么时候?

田耳:我试图重读金庸和古龙,特别是写《秘要》的时候,发现已经看不下去了。事实上,虽然现在小说很多,但我们很难投入进去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很多活动叫我们作家去宣传读书,但我觉得很好笑,现在很多作家自己读书都不够多了。我去一些讨论会,那些评论家就说这书我还没有看完,看了多少页,我心里就想“别说一般的读者,评论家他都看不完”。

澎湃新闻:这是为什么?是小说不够好看,还是什么原因?

田耳:阅读需要我们付出一些什么,让自己进入状态。现在我教学生写作很难,因为他们看都不看,你怎么教他写?阅读也确实比不上新媒体那么直接有效地对你进行感官刺激。我跟学生说,老等着阅读来取悦你是不行的,阅读就像练秘籍一样,你下功夫以后才可能得到一些效果,没那么容易。

澎湃新闻:你近年的阅读情况呢?

田耳:其实我的阅读也在严重下降,十几年前我就觉得我中文阅读量好像越来越不行了。我爱买书,我现在办公室里就有几千本,我这辈子是看不完这一个办公室的书的,我还有几个书房的书,简直像强迫症一样买得越来越多。书多了以后,你就不知道看哪本。十几年前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我就挑一批书带到我爷爷那里看,在冬天乡下的火炉边,就那几本书,没有挑的余地,我反而看进去了。也就是说,看书一定是要有所投入,有所准备的,要为自己制造读书环境,才可能让阅读延续,让阅读更有质量。

我目前的一大困惑是写作太费时间,我觉得写作是不利于阅读的,但是我必须投入这么多时间去写作。现在要我看书看一整天都有点做不到了,我主要的时间还在写,所以我多数时候只阅读中短篇小说了。

《秘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宁愿成为一个“洞中人”

澎湃新闻:有没有想过,你的文学之路,本身也是一个打怪升级的武侠故事?

田耳:确实。我记得2014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奖时,评委们说了一个观点,说一个作家往往通过省城写作队伍的相互鼓励、帮助才好“出来”,但从小县城“单打独斗”上来的,“70后”里似乎只有我一个。我想那可能和我的文学起点,和我对文学的认识是有关系的。

很早的时候我看过琼瑶的《在水一方》,里面有个男作家,就是马晓伟扮演的那个,曾是个渣男,他后悔错过了一个特别好的女人,所以他要给女人写一本书。那部剧最后一个场景就是男作家一个人坐在废弃的轮船里,不停地写作,要把作品赠给他的前女友。我对这个结尾印象特别深,觉得这么一个人坐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写作,真是太好了。所以,文学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孤独,非常酷的那种孤独。

现在圈内人都知道的一些法则是,你起码要占据一个省会城市,然后大伙一块向文坛的高地发动冲锋。但当时的我不知道,我以为作家就是一个人写作。我之前有个小说《洞中人》,它的主要内容和《秘要》一脉相承,是写一个文艺女青年要到洞里才能有写作状态。我觉得作家应该有一种隐世的感觉,这个感觉不是痛苦,而是痛快。

澎湃新闻:你最初的投稿也会石沉大海,后来是怎么渐渐从洞里走出洞外?

田耳:我是1999年正式决定写严肃文学,此前两年我还不确定要写什么文体,不断试错,也写过散文,发现写得很差。1999年我确定我要写小说。到了2000年、2001年,我大概只发了一个短篇,在还没有改版的贵州《花溪》发了几千字,占据四个页码。我的期待值低,觉得只要我能写下去就好了,然后慢慢地,从量变形成质变。后来获得鲁奖,我的第一感觉是“我可以写一辈子”。

澎湃新闻:1999年你20岁出头,那个时候你除了写作,还在做什么?

田耳:我当时在卖空调。凤凰是湖南最穷的地方,爸妈对你也没啥要求,只要你能活下去,别惹事,就行了,所以也没压力。我妈知道我在写书,就说“起码不是坏事”。

田耳早期作品手稿

田耳早期作品手稿2

澎湃新闻:《秘要》写到了“影子写手”,你也经历过“影子写手”的阶段,默默无闻地自己写。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那段日子也有闪光的地方?

田耳:我其实羡慕现在的学生们,因为他们的机会太好,我们现在就像是扒开砖缝找蟋蟀一样去寻找能写会写的年轻人,然后你要让年轻人看到希望,只要写得稍微好一点,你就尽最大努力去给他发表。如果当年我读了这样的写作专业,我相信我会比他们发表地更早,但我1999年写出《衣钵》,等了六年才发出,如果换做是现在,我也许第一时间就能发表。

但我也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样的机会吗?我真的不需要隐伏的时期吗?我想,我还是宁愿成为一个“洞中人”,无人知晓地写作。其实默默无闻的写作时期长一点好,当年我去找题材、做采访、体验生活,没人知道我在写,效果却来得特别好。现在你有点名气了,你想做个采访,马上就有几个宣传干事陪着,那还能看到真正的东西吗?所以一切都是福祸相依。作为一个真正爱写作的人,我觉得不出名的时候是很幸福的,没人打扰你。

澎湃新闻:作为“70后”代表作家之一,你现在有成名带来的焦虑吗?

田耳:我肯定有,但是相对而言,我的调节能力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我对写作的爱好一点都没变过,我知道写作依然能给我无穷乐趣。所以我的焦虑感不至于像某些作家那么深,他们的焦虑感其实源于他感觉到自己的写作能力在下降。

2007年,田耳凭借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这就是江湖,这就是传播”

澎湃新闻:你相信写作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日渐精进的吗?

田耳:说实话,我现在老跟我的学生说,创作很容易陷入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但我们首先是干活的匠。也就是说,“艺术”的“艺”不好说,但“术”的部分你得学,得练。我写得太多了,从初中开始,每个周末都在写。应该说我第一篇发表的小说相当差,但是到了第二篇《衣钵》,我觉得自己突然会写了。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写作者写作的量一定要大,以便促使自己捅破那层窗户纸,靠量变最终形成质变。

澎湃新闻: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写出来,有的人不行?

田耳:这个不一而足,和你的条件、你获得的写作资源都有关系。我记得一开始我在湘西写的时候,一帮朋友聚在一块聊外面的资讯,他们聊起文坛的东西,比我知道的多。我曾以为我们会一块写下去,没想到写着写着,最后就剩我一个。很多人写到一半就放弃了。

澎湃新闻:在写作这条路上,你给自己想过什么目标吗?

田耳:其实我最想的还是作品能够畅销。获奖我反而觉得受限因素比较多,但畅销是纯市场行为。我希望我能是一个畅销作家,当然事实上也没达到。但这种想法并不影响我的写作,因为只要能写,我就很满足了。

澎湃新闻:基本目标就是一直写下去。

田耳:对,一直写。我没想过干别的。

田耳作品集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小说家,你怎么面对“销量”和“艺术性”之间的拉扯?

田耳:当年金庸让我那么震撼,我就想把这个震撼再传递出去,这就是我理想,我追求好看,还追求读者。我一直没啥读者,但我不能说因为我没啥读者,我就不在乎读者,我肯定在乎。有学生问我“是不是有人只为自己在写作”,我说“我相信有人只为自己写作,但我们不会知道;一旦知道,基本上可以认定他不是只为自己写作”。既然你要发表、出版,你再说为自己写作而不在乎读者,我就觉得有点扯淡,这缺乏起码的坦诚。

澎湃新闻:你觉得当代文学有江湖吗?

田耳:现在写作难免会有点没落感,但我确实爱写,而且我能享受,能过瘾。别人不写我也理解。现在作家会抱团取暖,是因为总体形势都不好。以前我们开笔会觉得挺无聊的,但慢慢到了一定年纪,会发现我们只有这样的活法,生活中好像也只有这些人还能相互理解。再比如“70后”作家这个概念,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么命名很笼统,很敷衍,但是经过那么多年,我们几个老兄弟自然而然地认了我们是一群人。二十多年过来,我们知道写作是怎么回事了,没有太多的期待,也没有太多的失望,就按部就班地过下去而已。

澎湃新闻:《秘要》写到武侠中人都有一种热衷于“排座次”的心理,如果要你给文学江湖“排座次”,你会怎么排?

田耳:这个问题有点“搞事情”。其实我们现在都这样了,何必再去排座次?我现在是发自内心地不想去排这些东西了。年轻的时候还会想,谁写得好,谁写得不好名气还大一点,你会有一种打抱不平的正义感。但那么多年下来,我们知道了“这就是江湖,这就是传播”,好的不一定受欢迎。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诉求,这不仅仅是写得好与坏的问题,还有其他很多因素的叠加。如果你没有话语权,还去说和话语权利不匹配的话,本来就很可笑,也未必是对的。

“故事也会反作用于我”

澎湃新闻:看《秘要》的时候,我常会有一种怀念或者致敬的感觉。

田耳:我还是比较着重写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情感方式,比如说丁占铎(注:《秘要》里的男主,一度从事网拍收藏)去见纪叔棠(注:《秘要》里的印刷物鉴定大佬),两个大男人萍水相逢,但一见面就建立了好感,我觉得人的有趣就在这里。

纪叔棠有我一个好友的影子,他也写作,文笔并不好,在县里上班,碰见我会跟我讲本县几个文人的遭遇,讲本地内刊上有哪些惊艳的文章。他关注就是这些,但我喜欢听他讲这些,这让我穿越到最初写作的时光,穿越到世纪初或者上世纪九十年代。这种敝帚自珍的态度,现在基本已经消失了,别的作家都会跟你讨论全世界最有名的作家,最伟大的作品,所以我觉得目光只囿于本地区也是了不起的,并不是短浅——那是一种近乎消失的态度。我从这个朋友身上提取出近乎消失的感情和文学态度,让这些附着于纪叔棠身上,这也是丁占铎愿意跟纪叔棠在一起的内在原因。

《秘要》首发于《收获》2021年第6期

澎湃新闻:这次怎么想到要写一个收藏盗版武侠小说的故事?

田耳:七八年前我在孔网看到了一批盗版武侠小说,还不是一般的盗版,都是那些出版社根本不存在的、年限在1989年出版署严管盗版之前的“黑书”。有一次我看到一组全品相的拍品,当年看武侠小说的感觉噌一下上来了,我就拍下来了。这东西也便宜,这些年下来就拍了很多。有个朋友来我家里,看到那么多黑书,就说特别有1980年代的即视感,那些黑书封面是我们小时候在街边最常见的。

2020年下半年,我知道台湾有个写武侠的作家,原来是台湾地区军情机构的正牌特务,晚上写武侠小说补贴家用。我觉得这肯定能拿来编故事,它生长出故事的活性比较强,我就把特务和黑书结合起来,像发生化学反应一样,编了《秘要》这个故事。

澎湃新闻:《秘要》是你到目前为止虚构部分最多的一部?

田耳:确实,有几个点,我想到的时候自己都乐了。书里有个场景是纪叔棠钻到地下去挖黑书。以前我会觉得这个挺荒诞的,但后来想既然小说是虚构的,我就要放飞一把,结果还蛮好的,因为这个语境里本身也借鉴了武侠的东西,武侠就是要寻宝的。我写这个黑书在福建,是因为福建在盗版这块肯定是前沿,而且地下印刷厂的存在也是事实,所以故事的编撰也有现实的影子。

澎湃新闻:写这部小说时有没有找回当年读武侠的快感?

田耳:我写这部小说速度很快,大概是因为把自己的爱好结合进情节,写作和自己的生活有了互动的性质,所以写作快感来得强烈。虚构和自己的生活应该发生互动,而且这种互动是需要自己去相信,去建立,如果内心笃定,写作进展顺畅,这种互动感会极其强烈。

《秘要》小说在《收获》发出后,我又有意增加了一些看起来比较散的情节,比如丁占铎回家相亲,但这些零碎的东西是从故事主线中生发出来的。如果你真的爱你创造的故事,它对你的反作用力是方方面面的。

《秘要》

澎湃新闻:你现在的写作节奏是怎样的?

田耳:我毕竟有教职工作,写起来也经常被学校的一些事务打断,一开始还挺烦的,但是一晃那么多年我也慢慢适应过来了。我写作还是很规律,而且我都在办公室里写。我不能保证我每天写多少字,但我能保证我待在办公室的时间,也就保证了我有效写作的时间。有同事问我写作有什么技巧,我说把你的板凳功练好就够了。今年我们这一届毕业班学生,我们领导给几位学生专门开了工作室,要求他们每天干多久时间,最后他们的毕业作品是班上最优秀的。说白了,不说用心,只要用够时间,就比别人要好。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现在写作的年轻人?

田耳:我发现我们和年轻人之间很难真正交流乐趣和爱好,他们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理解,他们也已经不可能再像我们那样爱好写作,但这不怪他们,都只是被时代推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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